水滸新秩序 第六十七章 討宋威夏

河東路，岢州宜芳縣。

宋遼兩國持續(xù)一百多年的軍事對峙，使得兩國邊境地區(qū)的軍州設(shè)置普遍零碎化，且偏重軍事防御，導(dǎo)致很多利于生產(chǎn)的肥沃土地并不能養(yǎng)民。

有感于此，徐澤一統(tǒng)“兩河”及燕云之地后，便將一些零碎分割不利于民生建設(shè)的軍州作了調(diào)整。

新的嵐州大致由原本的嵐州和岢嵐軍兩個行政區(qū)合并而成，合并后的嵐州轄地域雖然擴大了不少，卻仍是只轄四個縣百姓總計不足十萬戶的“中”等州。

不過，自南北一統(tǒng)之后，來自云中地區(qū)的外敵壓力也跟著消失。

嵐州的軍事防御地位大減，境內(nèi)原本用于防備遼人南下的大量寨堡和烽燧已經(jīng)拆除，百姓不用承擔繁重的“防秋”任務(wù)，可以把更多的精力用于生產(chǎn)。

而在共建會基層組織的監(jiān)督下，各地官府行政效率大幅提升，腐敗問題也得到一定程度的整治，又有稅改政策刺激，社會底層生產(chǎn)積極性極大提高。

相信在可見的未來，有黃河、蔚汾水、岢嵐水、汾水四水縱橫境內(nèi)的有利條件，嵐州必將迎來大發(fā)展。

其實，嵐州的情況并不是個例。

飽經(jīng)戰(zhàn)火的河東路自歸于大同帝國治下后，便迅速恢復(fù)著生機與活力——哪怕其西、南兩面仍然面臨夏、宋兩國的軍事壓力。

正乾皇帝一路巡幸至此，便是檢查河東路這一年多的發(fā)展情況。

當出使宋廷歸來的石秀尋到皇帝車駕時，徐澤正在河東路巡撫使張叔夜的陪同下考察一片新修建梯田的水土保養(yǎng)情況。

其人安靜地候在山下警戒的御營中，一直等到皇帝跟張巡撫分別后，才請求面圣。

“陛下，宋廷認罰了，隨臣一同歸來遞交國書的還有趙宋給事中王云和侍衛(wèi)親軍馬軍都指揮使曹曚二人。

臣擔心宋使來嵐州會影響圣駕，擅作主張把他們留在了太原府，自己帶來了宋主國書，請陛下責罰臣不請之罪！”

遞交國書是件非常嚴肅的外交活動，通常情況下，應(yīng)該在接見外使儀式上，由使者當面呈遞給出使國的君主。

石秀將宋使留在太原府等待皇帝召見，自己卻帶著趙宋的國書來嵐州見徐澤，嚴格說來是無視趙宋王朝尊嚴的行為。

但同強宋弱，所謂的“外交禮儀”也要必須圍繞大同帝國的需要來制定。

正乾皇帝日理萬機，行程安排的極滿，不可能為了宋廷來使就專門回一趟太原。

而且，徐澤這次來嵐州也不僅僅是檢查民生建設(shè)和水土水土保養(yǎng)這么簡單，同樣不可能讓宋廷使者來嵐州見自己。

所以，石秀特事特辦，其實也是遵從了皇帝的本意，并無什么不妥。

徐澤不在意地伸出手，道：

“做得很好。”

石秀趕緊遞上趙宋國書，又恭敬地退后兩步。

這道國書是趙桓親筆所寫，內(nèi)容很長且極盡謙卑恭順之詞。

大宋皇帝趙恒除了在國書中反復(fù)保證本國以后再不會有擅起邊釁之事，并主動增加賠款額外，主要是向正乾皇帝匯報了相關(guān)涉事者的懲處情況：

免特進、太宰兼門下侍郎李邦彥，罷中書侍郎王孝迪（白時中被罷之后，由翰林學士升為宰相，位列吳敏之后）及京西南、北路路制置使種師道。

戰(zhàn)爭剛剛結(jié)束，大宋王朝割地又賠款，內(nèi)部矛盾嚴重，朝堂暫時不宜輕動。

趙桓卻同時罷免了兩個宰相和首席統(tǒng)兵大將，決心極大，可見其人對正乾皇帝問責之事有多重視。

不過，趙桓不知道的是徐澤并沒有因為宋軍“護送”同軍出境而動怒。

討宋之戰(zhàn)剛剛結(jié)束，正乾皇帝就丟下兩國議和的收尾之事繼續(xù)巡幸各地，本就沒有再深究趙宋朝廷的想法，自然不會把注意力放在趙桓的表態(tài)上。

“李綱呢？”

石秀在臨安待了兩天時間，盡管全程都有趙宋館伴使陪同監(jiān)視，但其人仍是套出了不少有用的情報，為的就是隨時供皇帝咨詢。

“改知樞密院事。”

李綱雖是趙宋最強硬的主戰(zhàn)派，也主持了臨安保衛(wèi)戰(zhàn)，卻是真的不通軍略。

事實上，其人提出的所有軍略都在事后被證實根本阻止不了同軍破城。

甚至，很大程度上因為其人的固執(zhí)和瞎指揮，才導(dǎo)致宋軍輸?shù)媚敲措y看。

在趙宋絕大部分議和派看來，同宋兩國能夠議和得益于多方面的努力，堅守臨安表現(xiàn)大宋不屈的精神當然也是原因之一，卻不是最重要的原因。

若不是正乾皇帝真的沒有滅宋之心，且朝廷最終認清了形勢，積極割地賠款才求得議和的機會，這一戰(zhàn)很可能大宋已經(jīng)被滅了。

戰(zhàn)后，趙桓將天下人都知道短于用兵的李綱由文改武，從尚書右丞同知樞密院事改任專職的知樞密院事，表面上看是升遷，實際卻是再明顯不過的棄用之意。

徐澤自然不知道這其中的很多隱情，卻不妨礙其人由宋廷對李綱的處置推到出趙桓應(yīng)該是得了“高人”指點。

因為，此舉明顯超越了其人應(yīng)有的政治手腕。

所謂牽一發(fā)而動全身，趙宋朝堂近期的人事變動必然相當劇烈，肯定不會限于李邦彥、王孝迪、種師道三人。

徐澤當即將國書遞還石秀，隨口問道：

“宋廷這段時間的還有哪些朝堂變動？”

石秀暗嘆皇帝明見萬里，幸好自己提前打探了相關(guān)消息。

“少宰趙野接替李邦彥為太宰兼門下侍郎，知樞密院事吳敏改任少宰兼中書侍郎，觀文殿學士范致虛出任中書侍郎，簽書樞密院事耿南仲改任尚書左丞，給事中李鄴接替李剛為尚書右丞。”

徐澤微閉雙眼，在心里默默消化這段信息。

趙桓因倉促即位，且夾袋內(nèi)無人，選用臣子的操作空間其實很有限。

首相李邦彥被罷，次相趙野接替其職并沒有什么意外，李鄴以給事中接任尚書右丞也很正常，都是常規(guī)操作。

由中書侍郎改樞密使的吳敏又改為次相，既有資歷上的考慮，也算是棄用李綱的政治交換。

而耿南仲由武改文乃是因為其人與李綱的政見相左。

吳、耿兩人的調(diào)整明顯是為了安定主戰(zhàn)派之心，實際卻是從側(cè)面反應(yīng)了趙桓徹底放棄主戰(zhàn)派的姿態(tài)，不然用不著做得這么刻意。

如此看來，趙桓的御下手段確實比以前老練很多了——如果這些人事調(diào)整沒有受到他人的干擾都是出于其人本意的話。

倒是被閑置幾年的觀文殿學士范致虛突然出任宰相，有些出乎徐澤的意料。

其人六年前曾知河間府，因不務(wù)實事且好神鬼之事而把轄地搞得烏煙瘴氣。

徐澤掌控河北后，驅(qū)逐了一批不干人事的舊官僚，其中便有此人。

趙佶明知道這批徐澤都看不上的官員肯定不好用，但沖著他們“不肯附逆”這一點，也必須給予優(yōu)待以收拾人心。

范致虛由此趕上了好機遇，逐步被提到了尚書左丞的高位。

怎奈此公太能扯淡，平日里夸夸其談，遇到正事卻是一個主意都拿不出，分管之事也辦得一塌糊涂。

范致虛僅干了幾個月尚書右丞，就被趙佶所棄，以無職掌的觀文殿學士閑了幾年。

不過，此人做實事不行，清談養(yǎng)望的手段卻相當高。

早在太學讀書還沒有出仕前，范致虛便因?qū)W識出眾而名動東京，與吳材、江嶼、劉正夫三人合稱“四俊”。

其人改觀文殿學士這幾年下來，更是在士林博得了好大名望，坊間甚至風評“謙叔（范致虛表字）不出，天下何寧”。

只不過趙佶這昏君用人自有一套標準，幸臣可用、佞臣可用、干臣亦可用，唯獨范致虛這等浮臣難得信用，硬是讓其人閑置了數(shù)年。

小趙不同老趙，趙桓此番將“都人傾望”的范致虛提為中書侍郎，也算是順應(yīng)民意任用賢臣了。

很明顯，吃了太學生裹挾民意暴亂的虧后，小趙謹慎了很多，現(xiàn)在用人非常重視“民意”。

重視“民意”就好啊！

眼見皇帝點頭示意，石秀又接上話。

“宋主還詔諭士民，自今以后國家一切事務(wù)一律遵照祖宗舊制辦理，凡是蠹國害民之事一律廢止。

并罷除宰執(zhí)兼神霄玉清萬壽宮使及殿中監(jiān)、符寶郎之職，重新選用武臣為同知、簽書樞密院，以邊將為三衙統(tǒng)帥，還要求監(jiān)察御史言事如祖宗法。”

徐澤并不意外趙桓會這么做，這本就是他期待的結(jié)果。

趙宋朝廷挨了一頓痛揍后，不想辦法解決存在的嚴重問題，反而將一切矛盾引向新法禍國，妄圖以恢復(fù)祖宗之法而過上祖宗之時的太平日子。

這腐朽透頂?shù)某⒃缇驮撨@樣了！

反動派就要有反動派的樣子，既然改不了自身的問題，那就反動到底！

“淮南西路和荊湖北路的問題，趙桓準備如何處理？”

“宋主有詔‘遙郡承宣使有功應(yīng)除正任者，自今除正任刺史’，另有部分勤王西軍已經(jīng)南下，具體情況臣還沒有打探到。”

“嗯。”

有了前面的人事調(diào)整做鋪墊，徐澤已經(jīng)不意外趙桓還會再出昏招了。

其人擺了擺手，示意石秀沒有其他事就可以退下了。

“陛下，宋使如何答復(fù)？”

“朕沒時間見他們，直接送走吧，順便給趙桓帶句話——好！”

“是！臣告退！”

徐澤確實沒有時間接見宋使，因為他到河東除了檢查民生建設(shè)外，還有一件國事——關(guān)于夏國的國事。

討宋之戰(zhàn)持續(xù)的時間雖然短，但大同故意向趙宋施壓，刻意營造即將南侵氛圍的時間卻相當長。

在此期間，趙宋君臣也沒有真的坐等同軍打上門來，除了遷都南陽并擴軍備戰(zhàn)以外，他們還做了很多外交上的努力。

彼時還在皇帝位子上的趙佶不僅向大同派使以求用外交努力解除軍事威脅，還數(shù)次向夏國派出高級別的使團，以期說動后者出兵夾擊或者牽制大同。

夏國主李乾順十六歲親政時，大宋哲宗、大遼道宗皇帝都還在位。

算起來，其人比道君趙佶親政的時間還要早兩年。

如今，比趙佶晚一年登基的耶律延喜都已經(jīng)成了金人的階下囚，趙佶也即將被自己的兒子抓做籠中鳥，唯有李乾順仍牢牢掌控著夏國。

由此可見，此人的能力非同一般。

正是因為有李乾順掌舵，實力最弱的夏國才能在遼、金、同、宋四國的夾縫之間活到現(xiàn)在，且仍保留著大部分主權(quán)和領(lǐng)土。

小國的生存之道不同于大國，尤其是在諸國爭鼎的大環(huán)境下，不幸生于大國間的小國并不是有個強大的宗主國罩著便能萬事無憂。

李乾順趁著同金聯(lián)合滅遼之機，出兵占領(lǐng)了金國鞭長莫及的河西之地，以拓展本國生存空間，絕對是步好棋。

之后，大同帝國介入河西爭端，李乾順又果斷讓出河西之地，換得抱上大同帝國大腿的機會，更體現(xiàn)了其人極佳的政治眼光。

但大同國力不斷擴張，影響的不僅有金、宋兩個大國，還有實力弱小對周邊形勢更加敏感的夏國。

如今，大遼已滅，大同一家獨大，力壓金、宋兩國。

這種形勢對夏國其實極為不利，哪怕其國是大同的藩屬國也一樣。

大同一旦滅掉大宋，擁有廣袤縱深和苦寒北地的金國也許還有茍延殘喘的希望，而直通西域的夏國必然會被大同滅掉。

這一點不以任何個人的意志為轉(zhuǎn)移，而是同、金、宋、夏四國的地緣政治特點和歷史文化傳統(tǒng)所決定的“歷史大勢”。

李乾順作為夏國的優(yōu)秀掌舵人，自然不會看不到這一“歷史大勢”。

夏國要想維系國祚，就必須拖住大同滅宋的步伐，至少也要在大宋被滅之前取得更加有利的戰(zhàn)略支撐。

因而，在大同的強大壓力下，相爭百年的宋夏兩國有了合作的基礎(chǔ)，并在趙佶和李乾順兩位國主的共同推動下，進行了數(shù)輪秘密談判。

當然，大同的情報組織再厲害也有無法觸及的角落，徐澤實際并不清楚宋夏兩國密談的具體情況。

但夏國在大同討宋期間玩小動作卻是沒法遮掩的事實，正乾皇帝剛剛揍完趙宋就帶著御營來河東路，便是要尋夏國的晦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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