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順1730 第五十章 鎖國之困

用間的想法在腦子里轉(zhuǎn)了三圈，可也終究只是轉(zhuǎn)了三圈而已。

唐人風說書并不能提供太多的大順政治情報，在劉鈺涉足之前，商人的能量不足以接觸到真正的核心圈子。就以劉鈺的家庭做比，翼國公并不認為商人所能接觸到的最高級別的州牧、府尹和他是一個圈子的。

等到劉鈺基本壟斷了長崎的中日貿(mào)易后，唐人風說書都是要經(jīng)過審查的，該說什么、不該說什么都有專門的人撰寫。

現(xiàn)在劉鈺和史世用都在江戶外的海面上飄著，德川吉宗亦明白近十年來得到的唐風說書的情報，估計全都是假的。

況且就算之前有那么多唐人風說書，不管是劉鈺之前的風說書，還是劉鈺政審才能發(fā)表的風說書，都沒有把大順最基本的政治構(gòu)建說清楚。

跑長崎的商人，沒有接觸過頂層建筑，根本難以理解大順的政治構(gòu)建。正如前朝從勛貴、文臣平衡到土木堡后太監(jiān)、文臣平衡的轉(zhuǎn)化，若商人能搞清楚這個，有這等本事，早學那《水滸后傳》的故事去海外立國自為國主了。

德川吉宗也根本無從知道，大順的靠的是皇權(quán)在勛貴、良家子、文臣之間搞平衡，而且也完全沒法弄清楚那些良家子的準確定位到底是個什么玩意兒。

良家子的特殊之處，還要感謝德川吉宗口中的“南蠻”，西洋人帶來了一些西洋學問，大順太宗皇帝李過深知變革之難，故而早做準備，雖大業(yè)未成而身死，可也留下了一群古怪的“邊緣人”。

良家子就是那群邊緣人。

那群良家子學的是幾何原本、學的是測量法義，學的是“阿爾熱巴拉”，也學武經(jīng)七書，史書通鑒，可偏偏對儒學也只是個略知皮毛。

再加上故意為之的國子監(jiān)和武德宮只隔了一條街的斗毆，良家子不婚科舉臣，良家子自有的一套選拔系統(tǒng)和科舉爭名額卡位，導(dǎo)致皇帝基本盤的良家子們和科舉文臣根本尿不到一個壺里。

良家子在學識上可能知幾何懂代數(shù)，但在經(jīng)濟基礎(chǔ)上只是一群學數(shù)學的“武士”、“騎士”、“耶尼塞里”、“古萊什部族”、“羅馬公民”——和士大夫的區(qū)別在于，士大夫喝的是自己兼并來的土地上佃戶的血，而良家子喝的是大順朝廷財政從全國吸的血，只靠那點土地而若無其余福利是養(yǎng)不出一家一個脫產(chǎn)士兵的。

經(jīng)濟基礎(chǔ)決定上層建筑，哪怕就算假如這些良家子人人精通牛頓力學、開普勒定律、開口微分、閉口積分、繡口一吐就是半個曲線簇的包絡(luò)線，只要還是跟著皇帝喝人血的經(jīng)濟基礎(chǔ)，屁股決定腦袋——和歷史上那些拎包、戴勞力士表、用萬寶龍金筆、打羽毛球、聽留聲機、用柴油發(fā)電機、喝麥乳精、看過狹義相對論的雪山農(nóng)奴主，依舊只是農(nóng)奴主類似，并無二致。

至于大順的勛貴，則因為李自成、李過、高一功等人相繼早崩，導(dǎo)致繼位的李來亨太年輕。

而劉宗敏又死的更早、田見秀因為仁義沒燒西安的糧倉背了劉宗敏和李自成之死的大鍋、谷可成戰(zhàn)死、劉芳亮在陣斬勒克德渾時陣亡、馬世耀潼關(guān)詐降失敗而被屠于多鐸、張鼐因為護衛(wèi)李自成不利自愧而將玉璽交給李過……種種、種種。

既不需要藍玉案，也不需要誅淮陰，靠時間的魔法把那些爺爺輩里在陣斬勒克德渾之后還活著的袁宗第、劉體純等人都熬死了。

劉鈺是大順做“催化劑般存在”的勛貴，而他手底下的第一批海軍軍官生，則大多都是家在京畿周邊的良家子。反間之計，并不好用。

這些最基礎(chǔ)的細節(jié)，德川吉宗都搞不清楚，腦中閃爍出的用間的想法，也只能往歪路子上想。

將想要用間的想法說出，本丸老中本多忠良沉思片刻，便有了個大體的想法。

“劉鈺既在土佐大談仁義，此人又頗有本事，若使人散播謠言，說劉鈺欲占和國而自立，收買人心。只說劉鈺到處，施行仁政，百姓齊呼萬歲，涕淚橫流欲留其為主。此人能水戰(zhàn)、亦能陸戰(zhàn)，又講仁義，可以安民，和國與唐國相隔大海，若自立為主，唐主豈能不憚？”

“只是，用間或可除去劉鈺，時間卻恐來不及，只能算是提前下毒，日后發(fā)作，或許就算他能大勝將來也不免死于猜忌。然而這只是九世復(fù)仇之策，非是保國之法啊。”

“況且，殿下，若戰(zhàn)中用間，必要久戰(zhàn)不分勝負，方有可能戰(zhàn)時換將。可以土佐之事來看，恐難有久戰(zhàn)不分的可能啊。”

說來說去，不管是用間，還是用二虎競食拉荷蘭人下水，最大的問題就在時間上。

如果大順那邊是早就準備充足，只等著琉球這件事找個由頭，那很可能開戰(zhàn)就在眼前，不管何等計策，似乎都來不及了。

德川吉宗思索片刻，咬牙切齒道“就算來不及，也要用此間計。劉鈺此人，老夫深恨之。此人狡如狐、殘如狼、毒如蛇、眺若隼，更有之前欺騙，若不除此人，實難解恨。”

“此人對我邦了解頗多，只怕唐國征伐的幕后黑手，亦必是此人。縱一時戰(zhàn)敗，待日后除掉此人，未必不能復(fù)仇。”

“越王勾踐，亦有嘗糞之辱，然臥薪嘗膽，二十年終復(fù)大仇。爾等可牢記此故事。”

幾個重臣都聽得出來，也不知道劉鈺在信上還寫了些什么東西，以至于將軍大人似乎對這一戰(zhàn)的前景完全絕望，現(xiàn)在就開始考慮將來隱忍復(fù)仇的事了。

本來給眾人帶來了一抹希望的大岡忠相在眾人的沉默中，眼神猛然透亮起來，禁言道“殿下，劉鈺既以陽謀明示，無非就是他復(fù)刻土佐的事，可能做，也可能不做，但因為可以做，所以本邦多有忌憚，不得不被他牽著鼻子走。哪怕他可能只是恫嚇。”

“既如此，我們何不效仿？”

德川吉宗問道“如何效仿？”

“殿下，唐人若是早有準備，只是在等琉球事做個理由，那么必有兵力調(diào)動，總會有蛛絲馬跡。”

“若唐人并未早有準備，那么邀荷蘭人二虎競食之計，就來得及。”

“若唐人早有準備，那么就可以說，荷蘭人在給本邦的風說書里，已經(jīng)發(fā)現(xiàn)了唐人的調(diào)動——只要調(diào)動，便不可天衣無縫——只說荷蘭人已經(jīng)準備出水軍助戰(zhàn)。”

“正如劉鈺的陽謀，是可能做、可能不做，但可以做到；那我們也是一樣。既不可能天衣無縫，那么我們的話可能是真，也可能是假，但荷蘭人確確實實可以對唐人水軍造成威脅，所以他必不得不防，正如我邦不得不防他可能在別處登陸復(fù)土佐事一般。”

既是大岡忠相的二虎競食之計，算是此時唯一的希望，他又借劉鈺信中嚇唬德川吉宗的陽謀為引，似找出了問題的關(guān)鍵。

幾個重臣頓覺似乎可行，可再一想，本多忠良便問道“那劉鈺狡猾如狐，如何肯信？荷蘭人每年參覲一次，只在春日，如今通譯已返。若是荷蘭人在，劉鈺多半會信；可荷蘭人既不在，他便難信啊。”

“江戶又向來不準南蠻人久居，昔日唐諜史世用，因是唐人，方可逗留。荷蘭人與和人所生子女，亦全都趕到離島。劉鈺豈能不知南蠻人面孔？”

大岡忠相早已想到這一點，自信滿滿。

自鎖國令頒布以來，幕府視西洋書籍如洪水猛獸。明朝崇禎七年，有文人劉侗寫了一本《帝都景物略》，劉侗可不是天主教徒，就因為《帝都景物略》里有很小的一個篇幅描繪了一下京城的天主教堂，于是這本書就被封禁了。

至于徐光啟等人的書，因為天主教徒的身份，更是只要發(fā)現(xiàn)就要燒毀，長崎船只攜帶徐光啟等人的書，通通焚燒。

到德川吉宗時代，德川吉宗比較喜歡荷蘭學問，所以適當?shù)赜兴蓜印＿@種松動，便給了大岡忠相可以操作的機會。

“殿下，之前您嘗說吾聞世有蘭書，惜未曾讀焉。若能觀一二，則無憾矣。遂有臣下進荷蘭書，然只能看懂圖畫，卻不得其中文字。殿下便遣儒生青木昆陽、侍醫(yī)野呂元丈習讀荷蘭文。”

“何不使青木昆陽以荷蘭語，做偽書一封？”

“劉鈺既知本邦諸多事，當知本邦鎖國，不可能流傳荷蘭文字。他見荷蘭文，便必然相信。”

“他若相信，若準備就緒，必不敢貿(mào)然發(fā)動，定要去先找荷蘭人問個明白。如此錯了風季，便要明年。”

“如此，殿下可趁這個機會，以重金賄荷蘭人，再允其貿(mào)易，荷蘭人必會相助。”

人心算計，本在計略之中。

鎖國之政，竟是禍兮福之所倚，反倒因為鎖國更加深了荷蘭偽書的可信性，因為大岡忠相換位思考了一下，若站在劉鈺的角度，知道日本鎖國，便覺得日本不可能有人懂荷蘭文，所以這封荷蘭書信，必是荷蘭人所做。

“妙極！”

德川吉宗拍手叫好，心想正是如此，遂連忙叫人去吧青木昆陽叫來。

并不知道當初劉鈺搶了他的《番薯考》，還把劉鈺當成好人的青木昆陽，本沒有資格參與這種核心圈的軍政大事。

等憂君憂國的青木昆陽弄清楚了這個計策后，心中不禁叫苦，面露苦澀。

“將軍殿下……我雖有心研讀，可蘭人參禮，只在春日逗留數(shù)日，一年一次而已。我亦有公務(wù)在身，不能潛心，是以……”

“是以雖懂幾個荷蘭文，卻也只限于日、月、龍、竹、梅、天、地、人而已，會寫個字母，至于以荷蘭文作信，實不能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