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明國師 第二百零四章 替姜圣消災(zāi)解難

！“文王拘而演周易，姜圣獄而作科學。”道衍放下手中的簡報，笑呵呵地說道：“卓敬啊卓敬，老衲就知道，你也遭不住這種領(lǐng)悟大道的誘惑。”在道衍身前一襲羽衣道袍正襟危坐的龍虎山天師張宇初，抿了口大天界寺自家種的香茶，心中暗自搖頭。比我們龍虎山大上清宮孤崖上那幾株茶樹的口感可差太多了。至于桌上的簡報，張宇初則裝出了一副完全不感興趣的樣子。“張真人，且看看吧。”道衍伸出枯瘦如老樹枝一般的手指，象征性地推了推桉上的簡報，示意對方拿過去看。張宇初矜持地放下茶杯，緩緩拿起簡報，隨后一眨不眨地看了起來。好半晌，張宇初又翻來覆去重讀了兩遍，方才停下。即便如此，張宇初也不肯放下簡報，而是捏在手里。“經(jīng)天緯地之能，丈量日月之力真真是仙人氣魄。”張?zhí)鞄熡芍脏皣@。“不過。”張宇初話鋒一轉(zhuǎn)，他看向了老神在在的道衍，問道：“日心說和萬有引力，固然能證明程朱理學所沿用的‘天人感應(yīng)’以及自身的‘理一分殊’的錯誤，可也不是全無弊端吧？若是陛下見了這份東西，恐怕會勃然色變，畢竟，‘天人感應(yīng)’理論，從西漢董仲舒到現(xiàn)在，已經(jīng)用了不知道多少年了，早已成了皇權(quán)的牢固基石，輕易動搖，恐怕不妥。”“確實如此。”道衍也微微頷首，對張宇初的話語表示認同。儒家思維，經(jīng)過上千年時間的推移和無數(shù)歷代大儒的演化，早已跟孔子時代的儒家成了兩種截然不同的東西。道衍象征性地問道：“那我們不妨推演一二？看看如何尋個辦法，替姜圣消災(zāi)解難一番。”“恭敬不如從命。”張宇初自無不可。對于張宇初這位雄心勃勃且極富文華的道教執(zhí)牛耳者來說，建文朝時那種備受打壓，甚至他本人都飽受屈辱的日子，他實在是過夠了。別的不說，龍虎山傳承上千年，哪怕是最亂的時候，都沒有把哪個天師逼到不敢回龍虎山住，反而需要在山外數(shù)十里結(jié)廬而居的境地！因此，在齊泰黃子澄把持朝政的那個年代，張宇初是真的從心到夾著尾巴過日子，小心翼翼而又卑微，換誰誰都會心懷怨恨的。如今既然有機會報復理學并且趁機發(fā)揚光大，而這個機會又明顯在姜星火身上，通過理論推演來幫助姜星火免于皇帝有可能的怒火，自然是張宇初非常樂于去做的事情。“儒者，士也。”道衍輕輕開口，嗓音艱澀地說道：“追根朔源，儒家出身于春秋的‘士’階層，又以教導和培養(yǎng)‘士’，也就是君子為己任《孟子·滕文公下》曾言：士之仕也，猶農(nóng)夫之耕也。‘士’出來任職做官，為王效命，就好像農(nóng)夫從事耕作一樣，是他的職業(yè)。”談起儒學，號稱道門碩儒的張宇初當然也不甘示弱。畢竟，雖然張宇初為人從心了一點，但那是因為張宇初不是道衍這種光棍一條，張宇初身后還有龍虎山上下千口呢。天師道從五斗米教演變而來，傳承上千年而屹立不倒，靠的是什么？靠得不就是這一手“從心”嘛。所以，在其他事情上張宇初當然要謹言慎行，但在論道這種純理論的事情上，只要不是對皇權(quán)挑釁，張宇初卻是沒有太多顧忌的。張宇初接茬道：“孔子、孟子、荀子那時候的儒學，也就是原始儒學，從本質(zhì)上來講，其實是為國君培養(yǎng)官吏的學說，是屬于‘士’這個階層的文化，《荀子·榮辱》講到社會分工時，也把‘士’歸于以仁厚知能盡官職。”“別看現(xiàn)在解縉那批主張復古的人崇拜周朝和春秋。”張宇初無不譏諷地笑了笑，“可要是真把解縉扔回春秋去，按他的出身，連儒學的門檻都邁不進去，從根子上講，那時候的儒學跟血緣的關(guān)系可太大了。”聞言，道衍亦是忍俊不禁了起來。“沒想到張真人說話倒是有趣得緊。”“道衍大師見笑了。”張宇初為道衍沏了杯茶，隨后給自己添了些茶水，又喝了口茶方才說道：“子貢曾向孔子提出‘何如斯可謂之士矣’的問題，孔子答曰：行己有恥，使于四方不辱君命，可謂士矣。”“若是說后世的經(jīng)學、玄學、理學，尤其是程朱理學，真正從原始儒學身上繼承點什么的話，那么恐怕就是在‘性、情、無’這三個概念上是與其一以貫之下來的至于其他的，隨著時間的推移，早就被改的面目全非了。”道衍則是笑著搖了搖頭。“使于四方不辱君命，現(xiàn)在的理學恐怕是做不到的吧？”這里便是要說，《論語·子路》的這段問答中，孔子他老人家對于‘士’這個官吏階層的親自定義，就是在兩點，一是要行己有恥，即要以道德上的羞恥心來規(guī)范自己的行為；二是要使于四方不辱君命，即在才能上要能完成國君所交給的任務(wù)。前者是對士的道德品質(zhì)方面的要求，后者則是對士的實際辦事才能方面的要求，而這兩方面的統(tǒng)一，則是一名合格的士，也就是一名完美的儒者的形象。咳咳，要是真的按照孔子他老人家的概念來劃分，那其實現(xiàn)在的程朱理學所謂的士大夫，在后一點上也是很多士大夫都做不到的。便如姜星火前世時清代學者顏元在《存學編》里對宋明理學家，那句扎心到極點的批判一般。——平時袖手談心性，臨危一死報君王。道德水準到位就已經(jīng)是優(yōu)秀士大夫了，辦事能力什么的就別強求了。所以使于四方不辱君命，怕是不太行。張宇初聞言也是一愣，旋即失笑道：“從《儒效》上那套搬出來的，倒也貼切。”這句話要是換了旁的普通老百姓坐在他對面，恐怕壓根就不知道張宇初在說什么。說實在的話，在華夏古代的辯經(jīng)過程中，最讓人頭大的便是文人們非常喜歡引用層出不窮的典故。為什么要引用這些典故？原因無他，就跟姜星火前世互聯(lián)網(wǎng)大廠的黑話一樣，什么顆粒度、什么用戶心智、什么私域流量.說白了，就是一把能夠有效區(qū)別門內(nèi)外之人的鑰匙。只有擁有了這把鑰匙，才能進入到這扇有效談話的大門里，才能被認為是同一水平或能夠談話的人。而不管是此時此刻還是彼時彼刻，很多人為了能夠彰顯自己，就喜歡掉書袋\/說黑話，讓其他不明真相的老百姓不明覺厲一把。但無論如何，這也確實是這個年代辯經(jīng)避免不了的問題。張宇初所說的《儒效》，便是荀子曾經(jīng)寫了一篇題為《儒效》的文章，其中對于儒者的形象和社會作用是這樣來描寫的——儒者，在本朝則美政，在下位則美俗。“美俗”就要不斷修身，提高道德品質(zhì)，以身作則；“美政”則要“善調(diào)一天下”，為國家制訂各種禮儀規(guī)范、政法制度等，以安定社會秩序和富裕百姓生活。這些先秦儒學的道德準則，也是后世的經(jīng)學、玄學、理學所繼承下來最多的東西，至于其他的，基本都被改的面目全非了。道衍點了點頭道：“所以，如果想要通過辯經(jīng)來找到替日心說和萬有引力來解釋皇權(quán)的東西，恐怕還是要從先秦的儒學下手畢竟，后來的儒學，自從經(jīng)學開始，就已經(jīng)跟理學走了一條路子了。”張宇初亦是同意了道衍的觀點，他復又說道：“儒學在先秦雖為顯學，但僅作為諸子百家的一派而存在，自漢武帝‘罷黜百家，獨尊儒術(shù)’之后，儒學方才取得獨尊地位而這時的儒學，早已不是先秦儒學，而是經(jīng)學。”所謂經(jīng)學，便是西漢公羊?qū)W大師董仲舒的著作《春秋繁露》用陰陽五行學說改造傳統(tǒng)儒學，建立了以天人感應(yīng)為主要特點的學術(shù)體系，經(jīng)學的產(chǎn)生，對儒學的推廣產(chǎn)生了重大的影響，縱觀兩漢四百年，經(jīng)學都是當時占統(tǒng)治地位的思維體系。而東漢中晚期更是如此，選拔官員都是要看經(jīng)學水平的，故此在當時也多了很多諸如盧植、鄭玄等以經(jīng)學名滿天下的大儒。“玄學呢，有可取之處嗎？”“.狗屎不如。”“理學自然更不可能，我們總不太可能從理學里找到打敗理學的東西。”張宇初也是這般想的。程朱理學，說白了以一種精致的思辨的哲學體系，把封建社會的社會制度和倫理道德論證為永恒的天經(jīng)地義、世界的根源、宇宙的本體，來替中央集權(quán)的封建國家作辯護。所以說，程朱理學跟日心說與萬有引力，不說是水火不容吧，也可以說是勢不兩立。“老衲倒是有一個想法，或許可以破解姜圣面臨的困局。”道衍忽然開口說道。“大師請講。”張宇初亦是從沉思狀態(tài)里中斷。道衍轉(zhuǎn)動起了手中的念珠，緩緩開口道。“荀子曾言：經(jīng)緯天地，而材官萬物，制割大理而宇宙里矣。”張宇初眼眸一亮。他明白了道衍的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