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賀詩中馬的意象

　　李賀一生創(chuàng)作了許多優(yōu)秀的詩篇，如《雁門太守行》、《金銅仙人辭漢歌》、《馬詩二十三首》等。在李賀所創(chuàng)作的這些詩文中，他刻畫了眾多獨特的意象，其中有月、竹、馬等。在這些眾多的意象中，“馬”的意象尤為獨特，并且在李賀的詩中最具代表性。

　　意象有觀念意象及高級審美意象之分，而文學藝術追求的是那種最能體現(xiàn)作家藝術家審美理想的高級意象。在中國古詩人的筆下，馬的意象就是“至情”、“至理”的高級藝術形象，并在中國文學史上有著深遠的歷史，早在《詩經》時代，馬意象就出現(xiàn)在了詩文中，到唐代詩人李賀的詩作中，馬的意象頻繁出現(xiàn)，并且馬的意象在李賀的詩中具有不同的精神內蘊，如“瘦馬”的懷才不遇，但仍剛勁執(zhí)著;“肥馬”的平庸無能但仍長期受用;以及“駿馬”境況凄涼但仍顯豪壯之情.

　　一、李賀詩中“馬”的意象與杜甫詩中“馬”的意象的異同

　　在唐代詠馬的詩人中，李賀和杜甫是最具代表性的。據(jù)記載，“在李賀的詩中，詠馬的特多，徑題馬詩及句中談到馬的竟達八十三首，占全部作品的三分之一左右”。杜甫的詠馬詩雖不算多，可查閱的整篇為詠馬且有代表性的詠馬詩有12首，但是他的詠馬詩不但史料價值高，而且藝術價值也很高。杜甫和李賀同樣是寫詠馬詩，卻表達出不完全相同的寓意，且詩歌的表達形式也不完全相同。這是由詩人個性的差別和詩歌創(chuàng)作背景的不同造成的。但是同樣強烈的出仕愿望和坎坷不平的仕途又使二人的馬詩傳達出一些相同的信息。下面就二者的不同點和相同點分別論述。

　　(一)不同的吟詠主題與不同的審美取向

　　1、不同的吟詠主題

　　首先，杜甫和李賀同樣是寫“馬詩”，樂觀的態(tài)度和對仕途的無限向往，表現(xiàn)在馬詩上，集中在這首著名的《房兵曹胡馬》，他寫到：

　　胡馬大宛名，鋒棱瘦骨成。

　　竹批雙耳峻，風入四蹄輕。

　　所向無空闊，真堪托死生。

　　驍騰有如此，萬里可橫行。

　　這是一首詠物言志詩。一般認為是作于開元十八年或二十九年，正值詩人漫游齊趙，裘馬輕狂之際，所以語詞矯健豪縱，充滿著天地任我闖的睥睨之勢。詩歌風格超邁遒勁，反映了青年杜甫銳于進取的精神。但是與李賀強烈的出仕之心形成鮮明對照的，是他的仕途坎坷曲折、終不現(xiàn)用。但李賀為人又抱負不凡，自視甚高，在遭逢懷才不遇之下，自然郁結難抒，更何況造成他終生微卑的原因，竟是與之爭名者所謂的“賀父名晉肅，賀不舉進士為是”這樣的無稽之由。出身高貴卻毫無補益，少年成名卻不被賞識。

　　2、不同的審美取向

　　杜甫和李賀在詩歌創(chuàng)作上的不同首先表現(xiàn)在杜詩多歌行體，詩歌感情充沛。而李詩則一律用五絕形式，詩歌鏗鏘有力。為例。

　　安西都護胡青驄，聲價?然來向東。

　　全詩采用七言句式，句式結構比較自由，較少講求對仗工整，形式的安排主要取決于內容的需要和抒情的要求。詩歌婉婉道出駿馬的來歷、志向和遭遇，語言明白曉暢，通俗易懂。全詩除了“雄姿未受伏櫪恩，猛氣猶思戰(zhàn)場利”一對算是嚴格意義上的對仗之外，其余的句對都算不上。

　　李賀的則不同，整組詠馬詩都采用五絕，簡潔明快，塑造了栩栩如生的馬的群像，刻畫有力深沉，寄托了詩人的情懷;李賀能寫出氣勢如此壯闊的全詩，實在難得。

　　杜甫和李賀在詩歌創(chuàng)作上的另一個不同點是杜詩故事性強，李詩抒情性強。杜詩擅于對馬進行整體描寫，一首馬詩就是一匹馬的故事。馬的形貌、氣質、來歷、遭遇等等，都交代得一清二楚。

　　(二)相同的出仕愿望與相同的坎坷仕途

　　1、相同的出仕愿望

　　“寧為百夫長，勝作一書生”(楊炯《從軍行》)道出了中國古代文人渴望出仕的普遍心態(tài)。杜甫和李賀也不例外。表現(xiàn)在詠馬詩上，杜甫有“驍騰有如此，萬里可橫行”(《房兵曹胡馬》)，李賀有“何當金絡腦，快走踏清秋”(《馬詩二十三首?其五》)。

　　2、相同的坎坷仕途

　　杜甫先是在安史之亂爆發(fā)時被囚于長安，后冒險投奔唐肅宗，肅宗見其忠誠，授予左拾遺。可是杜甫生性耿直，不肯屈從權勢，多次向統(tǒng)治者提出忠言善諫，不被采納，后被貶到地方任微職。他一等再等，始終沒有等到再被重用的一天。出于對肅宗的失望，他最后辭去官職，舉家搬到邊地秦州。從此，他的生活越來越艱難，缺衣少食，諸病纏身。

　　二、李賀對“馬”意象寫作的繼承與創(chuàng)新

　　從《詩經》開始，“馬”的意象就成為中國古詩人抒寫的對象，并且賦予了馬一種精神品格，如《小雅?車攻》中的“蕭蕭馬鳴，悠悠旆旌”，③寫出了馬的俊朗，且暗示出英雄的昂揚斗志，又如《楚辭?離騷》中的“乘騏驥以馳騁兮，來吾道夫先路”，③則又以“馬”的意象來寄寓詩人的壯志，以至到唐代，“馬”的意象頻繁出現(xiàn)，進而形成了一種寫作有關“馬”詩的傳統(tǒng)，雖然在杜甫的詩歌中也曾經出現(xiàn)有關“瘦馬”意象，但卻不如李賀筆下的“瘦馬”刻畫的傳神、意境構設的獨特。

　　三、李賀詩中“馬”意象的影響與發(fā)展

　　在中國文學史上，繼李賀之后，又出現(xiàn)了眾多寫“馬”的意象的詩人。如南宋詩人辛棄疾就是寫作馬詩最多的詩人，他繼承了李賀寫“馬”意象的傳統(tǒng)。游國恩說：“李賀的詩在文學史上有一定的影響，晚唐的杜牧、李商隱、溫庭筠的詩，都或在意境、或在手法、或在語言、或在意象上受過他的影響。南宋、金元的詩人也有模仿他的詩歌的。”在辛棄疾的《稼軒詞》中，描寫了數(shù)量眾多的動物意象，其中數(shù)量出現(xiàn)最多的是“馬”的意象。

　　馬意象是李賀懷著一種深沉且特殊的感情而創(chuàng)造出來的一種具體可感的藝術形象。在詩人李賀的筆下，我們所看到的不僅僅是馬的形象，而且深刻感受到了該意象背后的獨特內蘊;李賀以“瘦馬”自比，寄寓憂憤之情，與“肥馬”相比，深懷嘲諷之意，以“走馬”作比，深表不舍之情，可見，馬的意象在詩人的筆下已成為一種人格的顯現(xiàn)。不僅李賀，在中國古詩人的筆下，馬已經被賦予了一種精神品格，或積極向上或平庸無能或悲慘凄涼。可見，馬意象作為中國古詩人的所詠之物，已不僅僅是一種文學寫作對象，而且印證了創(chuàng)作者的情感歷程并彰顯了其人生品格。

　　拓展閱讀：李賀生平簡介

　　李賀于唐德宗貞元六年(公元790年)，出生于福昌縣昌谷(今洛陽宜陽縣三鄉(xiāng))一個破落貴族之家，遠祖是唐高祖李淵的叔父李亮(大鄭王)，屬于唐宗室的遠支，武則天執(zhí)政時大量殺戮高祖子孫，到李賀父親李晉肅時，早已世遠名微，家道中落，隱淪昌谷。

　　大歷三年(768)，李晉肅去蜀任職，曾與表兄杜甫相遇于公安，“漂泊”一生，到李賀出生的貞元年間，晉肅稍得升遷，任陜縣令，但不久老死。母親鄭氏，生一女二子，長守昌谷。大女出嫁后，家境愈貧寒。李賀兄弟二人外出謀生，欲飽肌腹。“欲將千里別，特此易斗粟”，凄涼之狀，于此可見。

　　李賀自幼體形細瘦，通眉長爪，長相極有特征。他才思聰穎，七歲能詩，又擅長“疾書”。相傳貞元十二年(公元796)李賀正值七歲，韓愈、皇甫?造訪，李賀援筆輒就寫就《高軒過》一詩，韓愈與皇甫?大吃一驚，李賀從此名揚京洛。貞元二十年(804年)，十五歲的李賀就已經譽滿京華與李益起名了。

　　唐順宗永貞元年(805年)，李賀十六歲，當年順宗帶病繼位，任用王叔文、韋執(zhí)誼等除弊革新，史稱永貞革新。八月宦官俱文珍勾結貴族官僚改元永貞，逼順宗稱病退位，新政遂敗。次年，順宗病亡。唐人(劉禹錫、柳宗元等)在詩文中有影射，指稱順宗并非病故，而是遇害而死。李賀成年后，得知此事，做《漢唐姬飲酒歌》諷刺。

　　唐憲宗元和二年(公元807年)，李賀十八歲歲左右，即已詩名遠播，元和三、四年間(公元808?809年)，李賀寫《雁門太守行》謁韓愈，又聞韓愈在洛陽，李賀往謁。據(jù)說，韓愈與皇甫?曾一同回訪，賀寫了有名的《高軒過》詩。本可早登科第，振其家聲，但“年未弱冠”，即遭父喪。當時，服喪“務必以三年全期為限，所以直到元和五年(80年)韓愈才與李賀書，勸其舉進士。該年初冬，二十一歲的李賀參加房式主持，韓愈參與組織的河南府試，作《河南府試十二月樂詞并閏月》，并一舉獲雋，年底即赴長安應進士舉。可是“闔扇未開逢?犬”，妒才者放出流言，謂李賀父名“晉肅”、“晉”與“進”犯“嫌名”。盡管韓愈“質之于律”“稽之于典”為其辯解，終無可奈何，李賀不得不憤離試院。元和三年(公元808年)春，十九歲的李賀離京返回昌谷，作《出城》，當年十月間，再次西入長安。經停洛陽，韓愈、皇甫?到訪慰藉落第之人，李賀作《高軒過》答謝。十月十四日，李賀在洛陽仁和里坊的宅院中，與前輩話別，作《仁和里雜敘皇甫?》。

　　元和五年(80年)，這一年李賀二十一歲，韓愈調為河南令(河南府，治所洛陽)，有詩《燕河南府秀才》，詩中有“惟求文章寫，不敢妒與爭”。可能是感懷此前李賀的不幸遭遇，誡勉本屆考生。

　　未能參加進士考試，對李賀打擊甚重，他曾寫了不少抒憤之詩，當年回到昌谷。大約因其為李唐宗室的后裔，又有韓愈為之推獎，元和六年(8年)五月，李賀又返回長安，經宗人推薦，考核后，父蔭得官，任奉禮郎，從九品。從此，“牢落長安”長達3年，為官3年間，李賀親身經歷，耳聞目睹了許多事情，結交了一批志同道合的朋友，對當時社會狀況有了深刻的認識。個人生活雖不如意，卻創(chuàng)作了一系列反映現(xiàn)實、鞭撻黑暗的詩篇。雖然此間心情“瞧悴如芻狗”，但增長了生活閱歷，擴充了知識領域，在詩歌創(chuàng)作上大獲豐收。所謂賀詩“深刺當世之弊，切中當世之隱”，大多數(shù)作品就產生在這一時期。

　　由于遷調無望，功名無成，哀憤孤激之思日深。加之妻又病卒，李賀憂郁病篤，元和八年(83年)春告病回昌谷休養(yǎng)了一段時日。但他不甘沉淪，又舉足南游，希望在南楚或吳越一展才華。離長安時，他的友人無可和尚(青龍寺高僧)也曾寫過一首《送李長吉之任東井》的詩，預祝他南游成功，但結果大約也不妙。“九州人事皆如此”，他折回洛陽，告別長輩皇甫?等親友，同年十月十四日又西進長安。元和九年(84年)，他決然辭去奉禮郎之職，重回昌谷“歸臥”。然后取道宜陽、洛陽、經河陽，入太行，過長平、高平，于深秋到達潞州(今山西長治市)。此后在潞州張徹的薦舉下，做了3年的幕僚。元和十一年(86年)，因北方藩鎮(zhèn)跋扈，分裂勢力猖獗，郗士美討叛無功，告病到洛陽休養(yǎng)，友人張徹也抽身回長安。李賀無路可走，只得強撐病軀，回到昌谷故居，整理所存詩作，不久病卒，時年二十七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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