讀李商隱《重有感》作文
正視淋漓的鮮血
——讀李商隱《重有感》
徐暢
提到李商隱，除了迷離悱惻的風格，細膩難解的感情之外，你還能想到什么呢？今天，我們來看看玉溪生的另一面——一個勇于正視淋漓鮮血的有志青年，讀李商隱《重有感》。
李商隱《重有感》
玉帳牙旗得上游，安危須共主君憂。
竇融表已來關右，陶侃軍宜次石頭。
豈有蛟龍愁失水，更無鷹隼與高秋。
晝號夜哭兼幽顯，早晚星關雪涕收。
一、末日的陰謀與流血
這一天是唐文宗大和九年（826年）十二月二十一日，晨曦中的大明宮肅穆中透著一絲祥和之氣，清晨唐天子駕臨紫宸殿，百官列班站定，左金吾衛大將軍韓約奏稱昨晚左金吾衙門后院的石榴樹上，發現甘露祥瑞，并向文宗道賀。宰相李訓、舒元輿勸唐文宗親自前往觀看，親承祥瑞。辰時剛過，唐文宗到含元殿升朝，命宰相和中書、門下兩省的官員到左金吾后院察看甘露，良久才回，這時宰相李訓卻認為這不是真正的甘露，文宗自然很是驚異，又派左、右神策軍護軍中尉仇士良、魚弘 志率領諸位宦官再次前往左金吾后院察看。仇士良等宦官不疑有他，欣然而往，殊不知這甘露祥瑞正是宰相李訓在天子授意下設計將他們誅殺殆盡的圈套。
原來，安史之亂不僅給唐王朝帶來了因藩鎮割據而日漸分崩離析的危險，更埋下了宦官專政的禍根。從肅宗寵幸的"老奴"李輔國，到程元振、俱文珍，宦官的權力日漸擴大，漸漸到了一手操縱廢立甚至謀殺皇帝的地步。一度營造"元和中興"局面的唐憲宗晚年被宦官王守澄謀殺，后來的敬宗也被害于宦官劉克明，經過一番爭斗，王守澄又擁立文宗即位。
唐文宗很不齒于自己被宦官擁立的事實，更是痛恨宦官專權篡弒。他秘密培養自己的羽翼，用李訓、鄭注的計謀，利用宦官之間的斗爭，成功扳倒并殺死了權閹王守澄，這一次他決心對將擅權的宦官斬草除根，矛頭對準了另一個權閹仇士良。唐文宗與李訓、鄭注的密謀原本是趁王守澄下葬之機，令宦官前往水邊送葬，出任鳳翔節度使的鄭注挑選精兵前來將他們一網打盡，不料李、鄭二人亦有嫌隙，李訓為爭功，并在成功后鏟除鄭注，決心提前在京城動手。
宦官受命觀看甘露去后，李訓連忙召集自己的黨羽邠寧節度使郭行余和太原節度使王璠，讓他們帶領軍隊支持自己政變，但最后王璠的人馬沒有來。仇士良來到甘露之所在，卻見身邊的韓約變色流汗，便察覺有異，這時一陣風吹過，掀起羅幕，仇士良恰見簾外甲兵無數，頓知處境危急，連忙奔回含元殿，強行挾持文宗回到內宮。宦官重新掌控大局，宰相李訓和趕來相助的鄭注都相繼被殺。接著宦官對士大夫大開殺戒，沒有參與密謀的宰相王涯、賈餗等也橫罹滅族之禍，千余人被株連，"流血千門，僵尸萬計",史稱"甘露之變".
這次事變后，宦官更加牢固地掌握了軍政大權，君主的廢立、生殺也是聽任宦官，"天下事皆決于北司，宰相行文書而已",宦官氣焰囂張"迫脅天子，下視宰相，陵暴朝士如草芥"（《資治通鑒》）。
"甘露之變"不僅在晚唐政治結構上影響深遠，更是極大地摧殘了晚唐士人的政治信心，對晚唐詩壇造成了強烈影響。白居易慶幸于自己"早退先知",以詩歌抒寫自己在退居洛陽的閑適愜意，"吏隱"的思想愈來愈濃重。正值青年的李商隱卻密切地關注著朝局時事，當時就對這場政治慘劇做了剖析，"甘露之變"發生的第二年他就寫下五言詩《有感二首》，"前一首恨李訓、鄭注之淺謀，后一首咎文宗之誤任非人也。"（《唐詩別裁》）
同年，昭義軍節度使劉從諫兩次上表，力辨王涯等無辜被殺，揭露宦官罪惡，表示要"誓以死清君側".這樣的宣言讓青年詩人李商隱看到挽救朝政的希望，他有感于此事，又創作了這首七律《重有感》。如果說《有感二首》還有詩人的分析議論在其中，那么這首詩則體現了更為濃厚的抒情色彩，是詩人在對現實的絕望中的大聲疾呼。
二、詩人的悲憤與希望
詩的開篇就極力寫劉從諫軍事實力、指揮權和有利形勢。"玉帳"是主帥之帳，"牙旗"為號令之旗，劉從諫身為一方節度，是軍中主帥有號令之權，昭義鎮轄澤、潞等州，非常靠近京城長安，軍事上形勢也非常有利，因此詩人認為劉從諫有實力達到清君側的目標，所以說"得上游".于是，詩人緊跟著說出他對劉從諫的期許："安危須共主君憂","安危"實乃偏重于"危",本詩做于"甘露之變"發生后不久，長安血流成河，詩人認為當前正是國家危急存亡之秋，而一方雄鎮正當與君主同甘苦共患難。
這一句中特地用了一個虛詞"須"字，"須"就是應該，不是請求，不是鼓勵，年輕的詩人對于兵威權重的節度大將是一副居高臨下，殷殷敦責的口吻，"責以主憂臣辱之義",正與頷聯的"宜"、"豈有"、"更無"口氣一致。李商隱律詩善于運用虛詞來增強開合頓錯之感，如《隨師東》："軍令未聞誅馬謖，捷書惟是報孫歆。"《馬嵬》："空聞虎旅傳宵柝，無復雞人報曉籌。"《詠史》："何須琥珀方為枕，豈得真珠始是車。"《春日寄懷》："縱使有花兼有月，可堪無酒更無人。"都是驅使虛詞的佳句。
頷聯連用兩個典故，這里是明用典故，直接點出典故的主人公是東漢的竇融和東晉的陶侃。東漢初年涼州牧竇融得知光武帝打算討伐西北軍閥隗囂，便整頓兵馬，上疏請示出師伐囂日期。東晉陶侃任荊州刺史時，蘇峻叛亂，京城建康危險。侃被討蘇諸軍推為盟主，領兵直抵石頭城下，斬蘇峻。兩個典故分別出自漢與六朝兩個時代，一個是唐人明鏡，一個是唐人夢魂。如果說在李商隱深婉的愛情詩中典故只是起到一種背景音樂式渲染氛圍的作用，那么這句詩中的兩個典故則具有相當質實的指稱。
竇融和陶侃的行為，與劉從諫的上表和詩人所期待的發兵形成了某種同構關系，在這種關系之內，詩人借典故一方面贊揚了劉從諫上表的行為，另一方面也是殷切地期盼著劉從諫能像陶侃一樣進軍平亂。"已"和"宜"兩個虛詞相連，一個已然，一個未然，詩人對劉從諫激賞、屬望、焦灼、失望的復雜心態被生動地表現出來。事實上，劉從諫根本沒有打算立即出兵平亂，他的上表只是自恃軍威，與中央（當時中央權利的代表是宦官）相抗衡，以攫取更大的.政治權力，謀求成為世襲藩鎮，他排斥宦官不假，但效忠天子則未必是真，詩人的期望最終必定是以失望告終。李義山所期待的是一支神兵，剪除宦官，匡扶宇內，讓天子再度振作，讓唐帝國恢復榮光，讓千萬黎民能夠安穩度日，但是這樣的理想絕不是一個藩鎮所能完成的，在日漸衰糜的晚唐社會中更是沒有可能實現。
頸聯中的兩個比喻將這種失望放大到悲憤的狀態。"蛟龍失水"的比喻出自《管子》："蛟龍，水蟲之神者也。乘于水則神立，失于水則神廢。人主，天下之有威者也……",可見"蛟龍"即指唐文宗，"失水"則謂文宗失去權利，受到宦官擺布。《禮記·月令》："孟秋，鷹乃祭鳥，用始刑戮。"《左傳·文公十八年》："見無禮于其君者，誅之，如鷹隼之逐鳥雀也。"詩人希望劉從諫成為搏擊宦官的"鷹隼",但劉從諫只是說大話而不行動。"蛟龍失水"和"鷹隼與高秋"依然是一個已然，一個未然，而"豈有""更無"兩個虛詞則更是添加了頓錯之意：本來不應該發生的禍事卻發生了，在這種情況下身為人臣應該履行的義務卻沒有被履行。紀昀說："‘豈有’、‘更無’，開合相應，上句言無受制之理，下句解受制之故也。揭出大義，壓伏一切，此等處是真力量。"（《玉溪生詩說》）于開合頓錯之中，見詩人沉郁悲憤之情。
尾聯更是將這種悲憤渲染到極致，"舉向時被禍之家及目前誅蔓猶未絕者，激烈言之"（賀裳《載酒園詩話》），在悲憤之中詩人是看不到希望的。初唐時武則天女主臨朝，挾制天子，在一些士大夫眼中也是不能容忍的政治亂象，李唐王室和舊臣揭竿而起，駱賓王為起義的徐敬業作《討武氏檄》："一抔之土未干，六尺之孤何托？""且看今日之域中，竟是誰家之天下？"同樣是悲憤，悲憤之外卻有"班聲動而北風起，劍氣沖而南斗平。喑嗚則山岳崩頹，叱吒則風云變色。以此制敵，何敵不摧？以此圖功，何功不克？"這樣的信心和氣魄，認為依靠徐敬業的起義可以挽救乾坤顛倒的現實。
然而李商隱面對的晚唐政局，"甘露之變"前前后后形形色色的人們，一方是氣焰囂張跋扈專權的閹宦，一方是腐 敗恣睢貪得無厭的軍閥，即便是還未深涉政壇的李商隱也能感到，依靠一方打敗另一方是絕對不可能達到緩解矛盾、安撫黎民的效果的，往后的世道只會更加混亂而黑暗。開成元年的京城依然是日以繼夜的人號鬼哭，詩人感嘆這樣悲慘恐怖的氣氛什么時候結束，內心期盼卻看不到出路，奔走呼號卻只聽到絕望。開成二年十二月李商隱所作《行次西郊作一百韻》，回顧唐朝二百二十年歷史，第六、七段也寫到甘露之變中文宗、鄭注的不智，及其后社會的混亂和百姓的痛苦，依然是一腔對現實無能為力的憂憤與焦急。這種絕望是很多晚唐人所共有的絕望。
三、李商隱如何傳承"詩史"?
李商隱近體七律對杜甫的效仿十分明顯。這首《重有感》也不例外。從詩題來看，以"有感"為題作政治抒情詩就是創自杜甫。朱三錫說："昔杜工部以議論為詩，非具大經濟大學問未易臻此境地，故為唐一代詩人之極。義山竭力模仿杜工部，集中如此等作，深得杜工部神髓。"（《東巖草堂評訂唐詩鼓吹》）這里的"以議論為詩"是指在詩中對時事發表評論，與嚴羽在《滄浪詩話》中評宋代江西詩派的"以議論為詩"在詩中討論人生哲理是不同的，唐人的議論偏重于情，而宋人的議論偏重于理。
這首詩沉郁頓挫的風格、嚴密精到的用典和比喻以及煉字等方面都明顯效法杜甫律詩。《唐詩成法》中說："前半時事，后半致慨。此首即杜之《諸將》也。亦不能如杜之深厚曲折，而語氣頗壯，用意正大，晚唐一人而已。諸選皆不錄者，但采春花之艷麗，而忘秋實之正果也。"近人高步瀛《唐宋詩舉要》："沉郁悲壯，得老杜之神髓。"俞陛云《詩境淺說》："玉溪生平瓣香杜陵，其忠憤鐵蕩之氣，溢于楮墨，雅近杜陵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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