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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字經》在蒙教中的地位與文化蘊含
經典著述《三字經》這一開啟兒童認知自然與社會，導引兒童道德倫理與品行，教授兒童“經世致用”之才知的蒙學教材，被譽為“袖里《通鑒綱目》”、“蒙學之冠”。
中國古代的蒙學教育，是古代教育的基礎性教育，是不斷創新、發展和傳承中華民族優秀文化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對嬰幼兒施以不同的教育模式。婦女懷孕后到出生，對胎兒的孕育過程謂之“胎教”，嬰兒出生到七八歲左右的謂之“幼教”，七八九歲進入學堂或私塾念書謂之“蒙教”。簡而言之，一如近現代的學前教育和初級小學階段的教育。蒙教通過幼教、蒙教對兒童進行早期教育，開啟兒童認知自然與社會的智能，引導兒童道德品性與規禮習行，教授兒童“經世致用”之才能。正是在古代幼兒教育、蒙學教育理念的熏陶下成長起來的一代代中國人，才成為中華文明薪火相傳的火種。在中國古代蒙學教育諸多蒙學書籍和文獻中，惟《三字經》流傳最廣，影響最大，被尊奉為“袖里《通鑒綱目》”、“蒙學之冠”。
一、《三字經》在蒙學教育中的地位和社會影響
何為蒙學?蒙，取自《易・蒙卦》：“匪我求童蒙，童蒙求我”之義。注云：“童蒙之來求我，欲決所惑也。”童蒙，即初入學的兒童。蒙學，《辭海》的解釋是：“中國封建時代對兒童進行啟蒙教育的學校。教育內容主要是識字、寫字和封建道德教育。教材一般為《蒙求》、《千字文》、《三字經》、《百家姓》、《四書》等。沒有固定年限。采用個別教學，注重背誦，練習。”由此可見，古代的蒙學近似于當代的學前教育和初級小學教育。
中國古代的蒙學教育，上起周秦，下迄民國，用于蒙學教育的書籍或文獻隨著社會歷史的遞進而增益。據張志公編的《蒙學書目稿》統計有580種之多。徐梓的《中國傳統蒙學書目》在此基礎上作了增補，達到1300余種。蒙學教育的書籍雖然門類繁多，但基本義理都是為啟智、認知、修心、養性、立德、規行等必須遵循的教范。
在諸多的蒙學書籍文獻中，有一本書流傳最廣，影響最大，這就是《三字經》。
《三字經》從問世起，就以其難以比擬的魅力影響了一代又一代人，可謂家喻戶曉，膾炙人口。那么，《三字經》是出自何人之手呢?明代黃佐的《廣州人物傳・十》、明末諸生屈大均的《廣東新語・十一》、清代惲敬的《大云山房記・二》都記述為是宋代末年區適子撰著，依據出自屈大均的《廣東新語》中有“童蒙所誦《三字經》，乃宋末區適子所作。適子，順德登州人，字正叔，入元抗節不仕”之語。更有人迎合此說補證為“南宋末年區適子所撰，黎貞增廣”;清代邵晉涵詩在其《讀得貞黎三字訓・自注》中斷定為：“《三字經》，南海黎貞撰。”清代夏之翰在其《小學紺珠・序》中提出了：“迨年十七，始知其《三字經》作者自先生(王應麟)，因取文熟復焉，而嘆其要而該也”，認定為《三字經》是南宋學者王應麟(字伯厚，號深寧居士〈1223～1296〉)撰著;清代賀興思《三字經・注解備要・敘》中也說：“宋儒王伯厚先生《三字經》一出，海內外子弟之發蒙者，咸恭若球刀，”明確認定《三字經》是王應麟所撰。經當代學者研究，清人夏之翰、賀興思的論斷是可確信的。《三字經》問世后，雖屢有人因應世事變化做了諸多適變增刪，依佘人之見，這些增刪本非但無有多少增益，反而留下了明顯的斧砍雕鑿的痕跡，對《三字經》時代特征及其思想蘊含有所損毀。
在《三字經》出現之前，傳統蒙學讀物的句式主要是四言句式。《三字經》以三言句式這一新的面貌出現，從形式上對傳統讀物進行了創辟性革新，而且這種革新符合兒童閱讀習慣。明人趙南星說：《三字經》“句短而易讀……殊便于開蒙”。明人呂坤在《社學要略》中說：《三字經》“淹貫三才，出入經史”。“初入社學，八歲以下者，先讀《三字經》以習見聞，《百家姓》以便日用，《千字文》亦有義理。”清人王相稱《三字經》是“蒙求之津逮，大學之濫觴”;在《三字經注解備要・敘》中認為它是“一部袖里《通鑒綱目》”。近代章太炎稱贊《三字經》：“其書先舉方名事類，次及經史諸子，所以啟導蒙稚者略備。”“天人性命之微，地理山水之奇，歷代帝王之統緒，諸子百家著作之原由”。是一部學習中國古代文化內容豐富的啟蒙讀物，在中國古代蒙學教育中影響最大、最具代表性，堪稱“蒙學之冠”。
《三字經》不僅對本民族、本土文化影響巨大，而且很早就在少數民族中傳播。清代出現了陳格敬翻譯的《滿漢三字經》、崧巖富俊翻譯的《蒙漢三字經》等，由此可知《三字經》在清代已為兄弟民族所接受;清雍正五年(1727)訂立《恰克圖界約》后，沙皇政府派來中國的學藝者就是以《三字經》為識字課本的。后來又被翻譯成俄文，跨國界走出國門。道光九年(1829)俄國又在圣彼得堡出版了《漢俄對照三字經》，在俄國知識界和公眾中廣為誦讀使用，被喻為“十九世紀的百科全書”;道光十五年(1835)，由美國傳教士出版的英文譯本，被視為風靡世界的華夏八大古籍之一;1990年新加坡出版的新英譯本《三字經》被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列入《世界兒童道德教育叢書》。
二、《三字經》深邃義理和豐厚的文化蘊涵
在中國文化發展的歷史進程中，始終貫穿著一種精神動力，這就是“自強不息”的奮斗精神。“自強不息”一詞源于《易傳・乾卦》中“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意即時間不斷的流逝，天體始終運轉不止，君子應當仿效天體的這種精神，奮發有為，勉力向前，永不滯步。這是一種積極的進取精神，是個人健康成長發展的精神動力，也是《三字經》貫穿的基本的思想理念。
《三字經》的內容分為六個部份，每一部份有一個中心義理。從“人之初，性本善”到“人不學，不知義”，講述的是教育和學習對兒童成長的重要性，后天教育及時，方法正確，可以使兒童成長為“經世致用”之材;從“為人學，方少時”至“首孝悌，次見聞”教導兒童要懂禮儀、孝敬父母、尊敬兄長;從“知某數，識某文”到“此十義，人所同”告知的是生活中的一些名物常識，有數字、四時、四方、五行、六谷、六畜、七情、八音、九族、十義等簡明扼要，一應俱全;從“凡訓蒙，須講究”到“文中子，及老莊”，展示古代重要典籍和教授兒童習學的規程，臚列四書、六經、三易、四詩、三傳、五子等儒家典籍和部份先秦諸子的著作;從“經子通，讀諸史”到“通古今，若親目”表述的是從伏羲神農至清代的朝代更替遞嬗，中國兩千多年變革發展史盡在其中;從“口而誦，心而維”至“戒之哉，宜勉力”勸誡習學要勤奮刻苦、孜孜不倦，只有自幼打下堅實的“治世”知才基礎，長大才能有所作為，“上致君，下澤民”…… 古代蒙教注重以人為本，首要目的是授教“做人”，教導“修身”。《三字經》的開首語云：“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習相遠。茍不教，性乃遷”。在中國思想史上，關于“人性”的爭議向無定論。老子認為：人性像水一樣，是一個自然的東西，“人性之無分善與不善也，猶水之無分于東西也”;孟子認為：性善是人的一種普遍的心理活動，是自然而然的事情，人性是本善的;荀子與孟子同為儒家的代表人物，然而，二人在人性善惡問題上卻持截然相反的觀點。荀子認為人生下來就是趨“利”的，餓了就要吃飯，渴了就要喝水，人性就是食色、喜怒、好惡、利欲等情緒欲望，而善的一面都是后天習得的;西漢儒家代表人物楊雄則認為人性是善惡混合的，學善則為善人，學惡即為惡人。其實，這些不同的觀點是他們基于人這個生產、生活、文化、社會活動中的主體，在不同的歷史階段和環境條件下的一種表現形態的感知思維，都有其合理的成分，也都不免有所偏激。《三字經》中“性相近，習相遠”源自于《論語・陽貨》，子曰：“性相近也，習相遠也”。孔子并沒有輕言人性，沒有給人性定論，只是說人性相近，而后天的習慣與興趣使人與人之間的天性相去甚遠。先哲們盡管對人之初性善惡的觀點不同，但對于后天環境對人性的影響發揮著至關重要作用認可和贊同。“性也者，吾所不能為也，然而可化也;積也者，非吾所有也，然而可為也。”本性的好壞，是可以通過教化來改變的;一個人的習慣也不是生來就有的，陋習也是可以通過教化來改善的。“不聞不若聞之;聞之不若見之;見之不若知之，知之不若行之。學至于行而止矣。行之，明也，明之為圣人。”《三字經》的作者是知曉在他之前關于人之初，性善惡的各種觀點的，開首之語取人性本善之義，闡釋“性相近，習相遠。茍不教，性乃遷”。足見其以人為本、勸人從善的理念是欲言于不言之中的。”
道德倫理是《三字經》的核心價值理念。《三字經》中：“三綱者，君臣義。父子親，夫婦順。”集中體現了“別尊卑，序長幼”的道德倫理修養。《三字經》里“三綱”指的是處理人際關系中的三個主要方面。以“君臣義”為例，它秉承了孟子處理君臣關系的思想，即“君之視臣如手足，則臣視君如腹心;君之視臣如犬馬，則臣視君如國人;君之視臣如土芥，則臣視君如寇仇”。“義”、“孝”、“親”這種真情真義無不體現了和諧的思想。即或是董仲舒的“君為臣綱，父為子綱，夫為婦綱”，也是具有歷史的積極意義的。如若“君”不能為臣所尊，不能號令臣子與天下，君也就不成為君，臣也就不成為臣，朝綱必亂，國之將傾，這是任何國度和社會所不期望的;如若父親不能以自己的思維模式教養子女，父子關系將失去存續的基本基礎，不成其為父子;如若夫不能為婦盡一家之主的責任和擔當，那他(她)只是一雙性器具的偶合，焉能成為夫婦?董仲舒的“三綱”在特定的社會歷史階段所具有的積極意義，也是不能冒然否定的。以今人的思維取向去苛求古人，否定古人，甚者批判古人，是忘根棄祖的不肖子孫。
《三字經》所倡導的“五常”，即：仁、義、禮、智、信，不論是封建社會還是現今，是做人、做事必須具備的基本道德和最低的底線。上有道，下有德，真善美才能夠彰顯，社會才會和諧。
《三字經》倡導“首孝悌”。今天的社會中不贍養老人，不孝敬父母尊長已成為一種社會現象。當一個人在高談忠于黨、忠于國家、忠于人民的闊論時，不尊古訓，不講“首孝悌”，對父母尊長且不存一顆孝心，豈能夠恰談對黨、對國家、對人民忠實誠心?
讀書是一個學習的過程，也是一種思維的磨煉。年輪的流轉使已經逐漸蒼老疲憊的古典教育中許多精髓在歲月侵蝕中散落;市場經濟的大潮浪濤奔涌，物欲橫流，人們的精神家園被蕩滌的空曠潰頹。蒙學教育的根系不可中斷，中華民族優秀文化傳統不能滯棄。時代需要重新捧拾起塵封缺失的精神文化遺產，深入研習其義理，汲取其精華，延續其命脈，潤澤其后世。《三字經》這一先祖遺留給后世的精神瑰寶將閃爍永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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