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詩江上王安石
《江上》這首詞是王安石變法失利后，辭去相位退居金陵后，一日游長江有感而作。
江上
王安石
江上漾西風,江花脫晚紅.
離情被橫笛,吹過亂山東.
注：①此詩雖題為“江上”,其實寫于作者乘船離開親人之時.
譯文
江面上吹過一陣秋風，江岸上的落花在夕照中紛紛飄落。
離別之情讓遠去的笛聲吹送，并隨秋風吹到亂山的東面。
注釋
1.漾：吹過。
2.脫：脫下。
3.被：讓。
4.橫笛：橫吹的笛子，這里指笛聲。
賞析
從來抒寫離別之情,前人所作已多,故作者不愿落套.此詩說,別情隨著江水的流駛而東去了,這是見到江流而生發的;笛聲幽怨,似乎也在傾訴別情,但被西風吹走了,這是聽覺上的感受.唯別情到底如何,還是沒有說,唯讀了之后,令人感到其份量之重.
詩到宋代,很講究煉字煉句.王安石的“春風又綠江南岸”就是例子,本詩中一個“漾”字就含義豐富,一個“漾”,寫出三層意思：①寒風拂過江面.②江面水波蕩漾.③蕩漾的水波也意味分別時人們不能平靜的心情.(漾,是水不平靜)
前人評價此詩,說王安石把“離情”寫成是一種“異化之物”,“離情”本是看不見,吹不動,在人們心里的,但是在作者筆下,卻成了一個“能夠吹動的物體”,這就把“情”物化了.
把情物化之后,其意思是：作者與親人分別,乘船離開,笛聲響起,那笛也不肯停住.就這樣,一個勁兒地纏住了他,折磨他,他想要擺脫又擺脫不了……正在無可奈何的時候,猛一抬頭,原來船已轉入亂山的東面.剛才同親人分手的渡口,早已退得遠遠,望也望不到了,寫出了作者的滿懷離情別緒.
鑒賞
這首詩非常注意抓住江上特有的景物，從視覺和聽覺兩個角度，扣住“秋天”這特定的節令特點，描繪江上的秋色，給人留下極深的印象。江水浩淼無邊，江畔紅花朵朵，而到了秋季，西風勁吹，水面則起波浪，蕩漾連綿，江花也漸次凋謝，脫下了紅妝，那岸邊或水上的小舟傳來橫笛聲，也就使景色帶上了濃濃的秋意，勾起作者的思緒。江水江花、西風橫笛，這些特有時令的特定景物，就構成了一幅色彩濃烈的“江上秋意圖”，具有鮮明的特色。
此詩一、二句兩寫景，其目的并不在要再現什么秋聲秋色，而是旨在以比興手法，用景襯情：獵獵的西風帶來秋的消息，令人心生愁緒，綿綿的江水長流不息，讓人頓時產生感觸，晚開的花兒飄落，正所謂落紅無數，也讓人郁郁寡歡。這些景物，都帶上了濃濃的感情色彩，使人愁腸百結。而三、四兩句，則題旨非常鮮明地凸現出來：“離情被橫笛，吹過亂山東。”特定的季節、特定的景物，觸動了詩人的離情別緒：是自己遠離故鄉、孤身在外，涌起了桑梓之思，或者是親人在外飄泊、時世動亂，勾起了眷懷之戀。整首詩，景為情出，情因景生，情景交融，寄寓深沉，深雋的詩韻詩味。
對于離情讓橫笛吹送的問題，古文學者劉逸生先生有這樣詳盡的解釋：詩人剛和親人分手，坐上向遠方而去的船，看著江上的風光，秋意甚濃，也使滿懷離情的詩人更添傷感，忽地不知何處傳來笛聲，嗚嗚咽咽的，聽的更是心情沉重，而笛聲一直沒停，讓詩人更感折磨，不過，驀然抬頭，原來船已轉到亂山的東邊，適才與親人分別的渡口，都已望不到了。這是一種奇特的化虛為實的手法。
詩到宋代，很講究煉字煉句。王安石的“春風又綠江南岸”(《泊船瓜洲》)是個著名的例子。從這首詩看，也是如此。因笛聲而引起離情，李白就寫過他的《春夜洛城聞笛》說：“誰家玉笛暗飛聲，散入春風滿洛城。此夜曲中聞折柳，何人不起故園情?”仿佛是隨口而成，自然明暢;但王安石就不愿追隨這種風格，他一定要把“離情”寫成是一種“異化之物”，是能夠讓風吹著走的。這正是注意了鍛煉，讓句子顯出不尋常的曲拆。
作者為官經歷介紹
慶歷二年(公元1042年)，王安石以進士第四名及第，歷任簽書淮南(江蘇省揚州市)節度判官廳公事、知鄞縣(今浙江省寧波市鄞州區)事、舒州(今安徽省安慶市)通判，旋又外調提點江南東路刑獄公事[江西、安徽一帶]，江寧知府(江蘇省南京市)。多年的地方官經歷，王安石認為宋朝所面臨的危局是“內則不能無以社稷為憂，外則不能無懼于夷狄”。因此，王安石在嘉祐三年(公元1058年)上宋仁宗趙禎的萬言書中，要求對宋初以來的法度進行全盤改革，革除宋朝存在的積弊。以歷史上晉武帝司馬炎、唐玄宗李隆基等人只圖“逸豫”，不求改革，終于覆滅的事實為例，王安石大聲疾呼：“以古準今，則天下安危治亂尚可以有為，有為之時莫急于今日”，要求立即實現對法度的變革;不然，漢亡于黃巾，唐亡于黃巢的'歷史必將重演，宋王朝也必將走上覆滅的道路，宋朝一批士大夫期待王安石能早日登臺執政。熙寧二年(公元1069年)，王安石出任參知政事，次年，又升任宰相，開始大力推行改革，以博學善文見稱的福建浦城才子章悅為謀士，以曾布、鄧潤甫、章惇、章衡、蔡確、呂惠卿等為變法派的中堅力量。
王安石變法的目的在于富國強兵，借以扭轉北宋積貧積弱的局勢。王安石闡釋了政事和理財的關系，“今所以未舉事者，凡以財不足故，故臣以理財為方今先急”，“政事所以理財，理財乃所謂義也”。更重要的是，王安石在執政前就認為，只有在發展生產的基礎上，才能解決好國家財政問題：“因天下之力以生天下之財，取天下之財以供天下之費。”執政以后，王安石繼續堅持他的這一見解，“今所以未舉事者，凡以財不足故，故臣以理財為方今先急”，而“理財以農事為急，農以去其疾苦、抑兼并、便趨農為急”。在這次改革中，王安石把發展生產作為當務之急而擺在頭等重要的位置上。王安石認為，要發展生產，首先是“去(勞動者)疾苦、抑兼并、便趣農”，把勞動者的積極性調動起來，收成好壞就決定于人而不決定于天。要達到這一目的，政府需制定相應的政策，在全國范圍內進行從上到下的改革。王安石雖然強調了國家政權在改革中的領導作用，在王安石上述思想的指導下，變法派制訂和實施了諸如農田水利、青苗、免役、均輸、市易、免行錢、礦稅抽分制等一系列的新法，王安石親自撰寫《周禮義》、《書義》、《詩義》，即《三經新義》，也稱“荊公新學”，為學校教育改革提供了新教材。
多年地方官經歷，王安石認識宋朝所面臨的危局是“內則不能無以社稷為憂，外則不能無懼于夷狄”。因此，王安石在嘉祐三年(公元1058年)上宋仁宗趙禎的萬言書中，要求對宋初以來的法度進行全盤改革，革除宋朝存在的積弊，扭轉積貧積弱的局勢。熙寧初，王安石以翰林學士侍從之臣的身份，同年輕的宋神宗議論治國之道，深得宋神宗賞識。熙寧二年(公元1069年)，王安石出任參知政事，次年，又升任宰相，開始大力推行改革。王安石變法的目的在于富國強兵，借以扭轉北宋積貧積弱的局勢。然而變法觸犯了保守派的利益，遭到保守派的反對。因此，王安石在熙寧七年第一次罷相。特別是由于變法的設計者王安石與變法的最高主持者宋神宗在如何變法的問題上產生分歧，王安石復相后得不到更多支持。加上變法派內部分裂，其子王雱的病故，王安石于熙寧九年第二次辭去宰相職務，從此閑居江寧府。宋哲宗元祐元年(公元1086年)，保守派得勢，此前的新法都被廢除。當他聽到免役法也被廢除時，不禁悲憤地說：“亦罷至此乎!”不久便郁然病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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