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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曾祺 跑警報 原文
作家汪曾祺的《跑警報》收錄在哪本書?大家是否閱讀過原文內容呢?
西南聯大有一位歷史系的教授，——聽說是雷海宗先生，他開的一門課因為講授多年， 已經背得很熟，上課前無需準備;下課了，講到哪里算哪里，他自己也不記得。每回上課， 都要先問學生：“我上次講到哪里了?”然后就滔滔不絕地接著講下去。班上有個女同學， 筆記記得最詳細，一句不落。雷先生有一次問她：“我上一課最后說的是什么?”這位女同 學打開筆記夾，看了看，說：“您上次最后說：‘現在已經有空襲警報，我們下課。’”
這個故事說明昆明警報之多。我剛到昆明的頭二年，一九三九、一九四○年，三天兩頭有警報。有時每天都有，甚至一天有兩次。昆明那時幾乎說不上有空防力量，日本飛機想什么時候來就來。有時竟至在頭一天廣播：明天將有二十七架飛機來昆明轟炸。日本的空軍指 揮部還真言而有信，說來準來!一有警報，別無他法，大家就都往郊外跑，叫做“跑警 報”。“跑”和“警報”聯在一起，構成一個語詞，細想一下，是有些奇特的，因為所跑的 并不是警報。這不像“跑馬”、“跑生意”那樣通順。但是大家就這么叫了，誰都懂，而且覺得很合適。也有叫“逃警報”或“躲警報”的，都不如“跑警報”準確。“躲”，太消極;“逃”又太狼狽。唯有這個“跑”字于緊張中透出從容，最有風度，也最能表達豐富生動的內容。
有一個姓馬的同學最善于跑警報。他早起看天，只要是萬里無云，不管有無警報，他就背了一壺水，帶點吃的，夾著一卷溫飛卿或李商隱的詩，向郊外走去。直到太陽偏西，估計日本飛機不會來了，才慢慢地回來。這樣的人不多。
警報有三種。如果在四十多年前向人介紹警報有幾種，會被認為有“神經病”，這是誰都知道的。然而對今天的青年，卻是一項新的課題。一曰“預行警報”。
聯大有一個姓侯的同學，原系航校學生，因為反應遲鈍，被淘汰下來，讀了聯大的哲學心理系。此人對于航空舊情不忘，曾用黃色的“標語紙”貼出巨幅“廣告”，舉行學術報告，題曰《防空常識》。他不知道為什么對“警報”特別敏感。他正在聽課，忽然跑了出去，站在“新校舍”的南北通道上，扯起嗓子大聲喊叫：“現在有預行警報，五華山掛了三個紅球!”可不!抬頭望南一看，五華山果然掛起了三個很大的紅球。五華山是昆明的制高點，紅球掛出，全市皆見。我們一直很奇怪：他在教室里，正在聽講，怎么會“感覺”到五華山掛了紅球呢?——教室的門窗并不都正對五華山。
一有預行警報，市里的人就開始向郊外移動。住在翠湖迤北的，多半出北門或大西門，出大西門的似尤多。大西門外，越過聯大新校門前的公路，有一條由南向北的用渾圓的石塊鋪成的寬可五六尺的小路。這條路據說是古驛道，一直可以通到滇西。路在山溝里。平常走的人不多。常見的是馱著鹽巴、碗糖或其他貨物的馬幫走過。趕馬的馬鍋頭側身坐在木鞍上，從齒縫里咝咝地吹出口哨(馬鍋頭吹口哨都是這種吹法，沒有撮唇而吹的)，或低聲唱著呈貢“調子”：哥那個在至高山那個放呀放放牛，妹那個在至花園那個梳那個梳梳頭。
哥那個在至高山那個招呀招招手，妹那個在至花園點那個點點頭。
這些走長道的馬鍋頭有他們的特殊裝束。他們的短褂外部套了一件白色的羊皮背心，腦后掛著漆布的涼帽，腳下是一雙厚牛皮底的草鞋狀的涼鞋，鞋幫上大都繡了花，還釘著亮晶晶的“鬼眨眼”亮片。——這種鞋似只有馬鍋頭穿，我沒見從事別種行業的人穿過。馬鍋頭押著馬幫，從這條斜陽古道上走過，馬項鈴嘩棱嘩棱地響，很有點浪漫主義的味道，有時會引起遠客的游子一點淡淡的鄉愁……有了預行警報，這條古驛道就熱鬧起來了。從不同方向來的人都涌向這里，形成了一條人河。走出一截，離市較遠了，就分散到古道兩旁的山野，各自尋找一個合適的地方呆下來，心平氣和地等著，——等空襲警報。
聯大的學生見到預行警報，一般是不跑的，都要等聽到空襲警報：汽笛聲一短一長，才動身。新校舍北邊圍墻上有一個后門，出了門，過鐵道(這條鐵道不知起訖地點，從來也沒見有火車通過)，就是山野了。要走，完全來得及。——所以雷先生才會說“現在已經有空襲警報”。只有預行警報，聯大師生一般都是照常上課的。
跑警報大都沒有準地點，漫山遍野。但人也有習慣性，跑慣了哪里，愿意上哪里。大多是找一個墳頭，這樣可以靠靠。昆明的墳多有碑，碑上除了刻下墳主的名諱，還刻出“×山×向”，并開出墳塋的“四至”。這風俗我在別處還未見過。這大概也是一種古風。
說是漫山遍野，但也有幾個比較集中的“點”。古驛道的一側，靠近語言研究所資料館不遠，有一片馬尾松林，就是一個點。這地方除了離學校近，有一片碧綠的馬尾松，樹下一層厚厚的干了的松毛，很軟和，空氣好，——馬尾松揮發出很重的松脂氣味，曬著從松枝間漏下的陽光，或仰面看松樹上面的藍得要滴下來的天空，都極舒適外，是因為這里還可以買到各種零吃。昆明做小買賣的，有了警報，就把擔子挑到郊外來了。五味俱全，什么都有。最常見的是“丁丁糖”。“丁丁糖”即麥芽糖，也就是北京人祭灶用的關東糖，不過做成一個直徑一尺多，厚可一寸許的大糖餅，放在四方的木盤上，有人掏錢要買，糖販即用一個刨刃形的鐵片楔入糖邊，然后用一個小小鐵錘，一擊鐵片，丁的一聲，一塊糖就震裂下來了， ——所以叫做“丁丁糖”，其次是炒松子。昆明松子極多，個大皮薄仁飽，很香，也很便宜。我們有時能在松樹下面撿到一個很大的成熟了的生的松球，就掰開鱗瓣，一顆一顆地吃起來。——那時候，我們的牙都很好，那么硬的松子殼，一嗑就開了!
另一個集中點比較遠，得沿古驛道走出四五里，驛道右側較高的土山上有一橫斷的山溝(大概是哪一年地震造成的)，溝深約三丈，溝口有二丈多寬，溝底也寬有六七尺。這是一個很好的天然防空溝，日本飛機若是投彈，只要不是直接命中，落在溝里，即便是在溝頂上爆炸，彈片也不易蹦進來。機槍掃射也不要緊，溝的兩壁是死角。這道溝可以容數百人。有人常到這里，就利用閑空，在溝壁上修了一些私人專用的防空洞，大小不等，形式不一。這些防空洞不僅表面光潔，有的還用碎石子或碎瓷片嵌出圖案，綴成對聯。對聯大都有新意。
我至今記得兩副，一副是：
人生幾何
戀愛三角
一副是：
見機而作
入土為安
對聯的嵌綴者的閑情逸致是很可叫人佩服的。前一副也許是有感而發，后一副卻是記實。
警報有三種。預行警報大概是表示日本飛機已經起飛。拉空襲警報大概是表示日本飛機進入云南省境了，但是進云南省不一定到昆明來。等到汽笛拉了緊急警報：連續短音，這才可以肯定是朝昆明來的。空襲警報到緊急警報之間，有時要間隔很長時間，所以到了這里的人都不忙下溝，——溝里沒有太陽，而且過早地像云岡石佛似的坐在洞里也很無聊，大都先在溝上看書、閑聊、打橋牌。很多人聽到緊急警報還不動，因為緊急警報后日本飛機也不定準來，常常是折飛到別處去了。要一直等到看見飛機的影子了，這才一骨碌站起來，下溝，進洞。聯大的學生，以及住在昆明的人，對跑警報太有經驗了，從來不倉皇失措。
上舉的前一副對聯或許是一種泛泛的感慨，但也是有現實意義的。跑警報是談戀愛的機 會。聯大同學跑警報時，成雙作對的很多。空襲警報一響，男的就在新校舍的路邊等著，有時還提著一袋點心吃食，寶珠梨、花生米……他等的女同學來了，“嗨!”于是欣然并肩走出新校舍的后門。跑警報說不上是同生死，共患難，但隱隱約約有那么一點危險感，和看電影、遛翠湖時不同。這一點危險感使兩方的關系更加親近了。女同學樂于有人伺侯，男同學也正好殷勤照顧，表現一點騎士風度。正如孫悟空在高老莊所說：“一來醫得眼好，二來又照顧了郎中，這是湊四合六的買賣”。從這點來說，跑警報是頗為羅曼蒂克的。有戀愛，就有三角，有失戀。跑警報的“對兒”并非總是固定的，有時一方被另一方“甩”了，兩人“吹”了，“對兒”就要重新組合。寫(姑且叫做“寫”吧)那副對聯的，大概就是一位被“甩”的男同學。不過，也不一定。
警報時間有時很長，長達兩三個小時，也很“膩歪”。緊急警報后，日本飛機轟炸已畢，人們就輕松下來。不一會，“解除警報”響了：汽笛拉長音，大家就起身拍拍塵土，絡繹不絕地返回市里。也有時不等解除警報，很多人就往回走：天上起了烏云，要下雨了。一下雨，日本飛機不會來。在野地里被雨淋濕，可不是事!一有雨，我們有一個同學一定是一馬當先往回奔，就是前面所說那位報告預行警報的姓侯的。他奔回新校舍，到各個宿舍搜羅了很多雨傘，放在新校舍的后門外，見有女同學來，就遞過一把。他怕這些女同學挨淋。這位侯同學長得五大三粗，卻有一副賈寶玉的心腸。大概是上了吳雨僧先生的《紅樓夢》的課，受了影響。侯兄送傘，已成定例。警報下雨，一次不落。名聞全校，貴在有恒。——這些傘，等雨住后他還會到南院女生宿舍去斂回來，再歸還原主的。
跑警報，大都要把一點值錢的東西帶在身邊。最方便的是金子，——金戒指。有一位哲學系的研究生曾經作了這樣的邏輯推理：有人帶金子，必有人會丟掉金子，有人丟金子，就會有人撿到金子，我是人，故我可以撿到金子。因此，他跑警報時，特別是解除警報以后，他每次都很留心地巡視路面。他當真兩次撿到過金戒指!邏輯推理有此妙用，大概是教邏輯學的金岳霖先生所未料到的。
聯大師生跑警報時沒有什么可帶，因為身無長物，一般大都是帶兩本書或一冊論文的草稿。有一位研究印度哲學的金先生每次跑警報總要提了一只很小的手提箱。箱子里不是什么別的東西，是一個女朋友寫給他的信——情書。他把這些情書視如性命，有時也會拿出一兩封來給別人看。沒有什么不能看的，因為沒有卿卿我我的肉麻的話，只是一個聰明女人對生活的感受，文字很俏皮，充滿了英國式的機智，是一些很漂亮的Essay，字也很秀氣。這些信實在是可以拿來出版的。金先生辛辛苦苦地保存了多年，現在大概也不知去向了，可惜。我看過這個女人的照片，人長得就像她寫的那些信。
聯大同學也有不跑警報的，據我所知，就有兩人。一個是女同學，姓羅。一有警報，她就洗頭。別人都走了，鍋爐房的熱水沒人用，她可以敞開來洗，要多少水有多少水!另一個是一位廣東同學，姓鄭。他愛吃蓮子。一有警報，他就用一個大漱口缸到鍋爐火口上去煮蓮子。警報解除了，他的蓮子也爛了。有一次日本飛機炸了聯大，昆明北院、南院，都落了炸彈，這位鄭老兄聽著炸彈乒乒乓乓在不遠的地方爆炸，依然在新校舍大圖書館旁的鍋爐上神色不動地攪和他的冰糖蓮子。
抗戰期間，昆明有過多少次警報，日本飛機來過多少次，無法統計。自然也死了一些人，毀了一些房屋。就我的記憶，大東門外，有一次日本飛機機槍掃射，田地里死的人較多。大西門外小樹林里曾炸死了好幾匹馱木柴的馬。此外似無較大傷亡。警報、轟炸，并沒有使人產生血肉橫飛，一片焦土的印象。
日本人派飛機來轟炸昆明，其實沒有什么實際的軍事意義，用意不過是嚇唬嚇唬昆明人，施加威脅，使人產生恐懼。他們不知道中國人的心理是有很大的彈性的，不那么容易被嚇得魂不附體。我們這個民族，長期以來，生于憂患，已經很“皮實”了，對于任何猝然而來的災難，都用一種“儒道互補”的精神對待之。這種“儒道互補”的真髓，即“不在乎”。這種“不在乎”精神，是永遠征不服的。
為了反映“不在乎”，作《跑警報》。
一九八四年十二月六日
【讀汪曾祺《跑警報》有感】
無論從哪個角度說,汪曾祺的《跑警報》都稱得上是一篇奇文!
一篇優秀的散文,必然深深打上作者的烙印.我們能從字里行間看到作者的人生經歷、愛憎好惡、氣質秉性、品格風骨……總之,我從作品里,看到了作者自己.
汪曾祺是西南聯大的高才生,沈從文的得意弟子,比較典型的學院派作家.我們從《跑警報》的選材里,依然可以發現這樣獨特的人生經歷的影響.
初讀文章,我們會發現文章中涉及的內容很多,表面看似乎信手拈來、隨口道來、沒有什么章法和匠心,如果我們細讀下去,我們會發現這一個個故事之間是有著很強的內在關聯的,它們被一個靈魂統攝著,那就是汪曾祺的獨特的人生經歷、獨特的人生態度、獨特的審美趣味.
文章開頭,作者借一個發生在聯大師生之間的故事來說明“昆明警報之多”——教授問學生上節課講到哪里了,一女生回答講到‘現在已經有空氣警報,我們下課’,教授是淵博而率性的,女學生是認真到了有些迂腐的程度但仍然不乏可愛天真的.這就是身為聯大才子的汪曾祺的趣味,汪曾祺的記憶.
這樣的例子文中俯拾即是.夾著一卷溫飛卿或李商隱的詩慢慢走向郊外馬姓同學;坐在教室里上課,居然能感覺到五華山掛了三個紅球的侯姓同學;在躲避空襲時忙里偷閑用碎石子拼出的對聯“人生幾何,戀愛三角;見機而作,入土為安”的聯大師生;把邏輯推理用到了撿金子上居然成功的哲學系研究生;跑警報時必帶研究印視若性命的情書的研究印度哲學的金先生;別人跑警報時痛快洗頭的羅姓女同學和在炸彈乒乒乓乓聲中神色不動攪和冰糖蓮子的鄭同學……
汪曾祺筆下的,都是奇人,異人!他們才華橫溢,極具個性,有點固執,有點迂腐,有點天真,有點浪漫,率性而為,頗有魏晉文人的風骨和氣度.
文中有幾處描寫,看起來似乎是閑筆,但我以為恰恰是能表現汪曾祺獨特的文人趣味和風度的.
一處是對西門驛道的描寫.馱著貨物的馬幫,趕馬的馬鍋頭側身坐在木鞍上唱著呈貢的調子,特別是作者注意到了馬鍋頭的特殊裝束,馬鍋頭吹口哨沒有撮唇而吹的,鞋幫上都繡著花.斜陽古道上的這種情景,在作者眼中很有一點浪漫主義的味道,會引起遠客的游子的一種淡淡的哀愁.
另一處是關于墳頭的描寫,作者注意到了墳多有碑,碑上除了刻下墳主的名諱,還刻出“×山×向”,并開出墳塋的“四至”.作者說:“這大概也是一種古風.”
第三處是關于馬尾松和關東糖的描寫.
“有一片碧綠的馬尾松,樹下一層厚厚的干了的松毛,很軟和,空氣好,——馬尾松揮發出很重的松脂氣味,曬著從松枝間漏下的陽光,或仰面看松樹上面藍得要滴下來的天空,都極舒適……”
“厚厚的干了的松毛”“ 很重的松脂氣味”“ 曬著從松枝間漏下的陽光”“仰面看松樹上面藍得要滴下來的天空”如果不看全文,一定以為這是一個細膩、多情的讀書人于富足悠閑的生活中發出的愜意的感嘆.但是,放在敵機轟炸、性命攸關的“跑警報”的大背景下,就著實令人驚嘆和欣羨了!
實拍醉酒后的女人 啥都敢干!
《跑警報》是以殘酷的日本侵華戰爭為背景的,但是在文中我們看不到硝煙彌漫,看不到人仰馬翻,看不到生離死別,看不到驚慌失措.并不是作者有意美化戰爭的慘烈,有意淡化戰爭給人的傷害,與其說作者是在描寫客觀的侵略和避難場面,不如說作者是在續寫內心的感受——無論情勢多么緊急,他的內心永遠是平靜而從容、強大而美好的.所以,留在他記憶里的首先不是敵機的瘋狂殘暴,而是斜陽古道上唱著呈貢調子的馬鍋頭,是馬鍋頭鞋幫上的繡花,是“一擊鐵片,丁的一聲,一塊糖就震裂下來了”的“丁丁糖”,是“個大皮薄仁飽”的松子,是有著古風的碑文,是“松樹上面藍得要滴下來的天空”……
這讓我想到了孔子.“孔子窮乎陳蔡之間,藜羹不斟,七日不嘗粒.”“不得行,絕糧.從者病,莫能興.孔子講誦弦歌不衰.”孔子處于絕境仍能“講誦弦歌不衰”, 汪曾祺承襲了這種儒人的氣度和風骨,難怪被后人譽為“抒情的人道主義者,中國最后一個純粹的文人,中國最后一個士大夫.”
汪曾祺是一個多才、浪漫、敏感的舊式文人,同時又是在俗世生活中活得投入而有滋有味的人.所以他才會選擇這樣一些旁人不會理會、不會入文的材料去寫,顯示出它獨特的審美趣味和境界.這在汪曾祺的很多文章中都有體現.
就像他在《花園》里寫的那樣:“園里什么花開了,常常是我第一個發現的.”
“我不愛逛商店,愛逛菜市.看看那些碧綠生青、新鮮水靈的瓜菜,令人感到生之喜悅.”
談到他被打成右派下放勞動以后的生活,他在《隨遇而安》里說,“我當了一回右派,真是三生有幸.要不然我這一生就更加平淡了.”他寫“自己成了噴波爾多液的能手”;他用戲劇油彩給工人化妝,“這比粉妝要漂亮得多”;還完成了一部“巨著”——《中國馬鈴薯圖譜》;他給北京的朋友寫了一首詩,其中有“坐對一叢花,眸子炯如虎”,并感嘆“:“白天畫圖譜,夜晚燈下讀書,如此右派,當得!”
再來體會《跑警報》最后一段話:
他們不知道中國人的心理是有很大的彈性的,不那么容易被嚇得魂不附體.我們這個民族,長期以來,生于憂患,已經很“皮實”了,對于任何猝然而來的災難,都用一種“儒道互補”的精神對待之.這種“儒道互補”的真髓,即“不在乎”.這種“不在乎”精神,是永遠征不服的.
正是這種對突然而來的變故、災難“不在乎“的精神,這種在俗世生活中自得其樂的入世態度,造就了一代奇人和他的奇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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